赵佶再次下诏，允各地上疏言事，指摘新政得失，又于垂拱殿开七日廷议，逐项辨论新政得失，为求公论，太师蔡京避居府中，官家赵佶暂不临朝，由当值起居舍人、起居郎悉予记录，报呈御览。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似乎都陷入了某种魔咒：不是昙花一现，就是反复无常。

这当然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也有历史底蕴的惯性带来的思想固化难以改变的缘故。前一条大家都懂，后一条举个简单的例子：清初的留辫与清末的去辫之争。

少年时代学历史，说王安石变法因太过超前，触动守旧派与反对派的利益，没有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才失败，也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又有人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就在于王安石变法与新党，所谓变法，实质为与民争利，初衷为解决三冗问题，最后反而让冗官冗费问题更为严重，百姓也负担更重。南宋一朝君臣主流观点均如此，而后世历史学者汪圣铎等人更直言，王安石这种人只是“财臣，聚敛之臣”，谈不上改革家。

赵佶对经济学一知半解，不过些皮毛罢了，而且在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守旧思想严重的社会，突然开展大刀阔虎甚至是超前的改革，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仅靠极个别的人来推动一场引发深刻社会变革的改革，就便是在后来君主独断专制的明朝都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更遑论君权大受限制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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