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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曾经曰：‘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总之一句话，它是整个权力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江南经济之发达，远超全国其他省份，为国家输血的能力，自然也高于其他地区，因此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便对此地实行厚敛政策，本朝经济名臣丘浚说过：“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虽然不免有夸大之言，但国家财政对江南的依赖性也可见一斑。

朝廷为确保重赋的如额征收，一方面规定出身江浙的官员不得任职户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时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干之材为重赋区的地方长官。但无论官吏催科如何严厉，狡黠的豪绅地主总能千方百计逃避赋税，诡寄钱粮，将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贫困下户头上，甚至和贪胥墨吏勾结起来，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负担。

因此国初对江南课以重税后，仅仅百余年时间，江南一代的土地占有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课税的主体‘官田’……就是属于国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的税额，向来是民田的两到三倍……部分变成了税负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则大都落在了贫民名下。至于富商名下的土地，则全都以民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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