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推行科举制，不亚于一枚重磅炮弹直击日本儒学界之心灵深处，也直击日本儒学传播的软胁所在。

葛三郎在给大本营的秘密报告《加强日本儒学于政权建设必要性》一文中指出，日本之儒学传播始于中国唐时遣唐使，也是在中国的唐代日本大举学习中国，并也曾设立过科举制，如日本历史上的勇山文继便是从民平做到中等官，官位从四品下，在幕府时代相当于大名等级。

只是，日本儒学却没有就此传播开，而仅停留在京城地区，科举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便被废除。

概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的贵族阶层认为平民当官是对他们的威胁，于是通过世袭制度，使学校只为贵族而设。

儒学也成为公卿贵族把持的学问，更分类固定到专门的家族，有的家族专门讲解五经，有的家族专门写纪传，有的家族专门研究律令，成为贵族的“家学”。出了京城，就很少有人了解了。

葛三郎进一步调研指出，幕府本就是一帮粗鄙武人建立的政权，为了提升形象，历代幕府也注意吸收儒家学问。如足利幕府时代的足利学校就聘请识字和尚为高级武士子弟讲解儒家学问。

但所讲内容肯定是十分肤浅的，主要目的是让武士识字。而武士本身地位是依赖世袭和战功，根本不需要依靠儒学的科举。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认识到中国的朱子理学对其统治十分有力，这才大力宣传朱子理学，在各藩普遍建立藩校，以朱子理学为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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