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

“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

贞观二十二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

宇泰道：“司马先生认为这世上最鼎盛的便是这唐朝的“贞观时代”，唐太宗也确实厉害，跟秦始皇相比呢？”

一个建立了历史上鼎盛的时期，但是另一个可以说是建立了历史的开始，都是功不可没，也都可以说是费劲一生心血。这两位帝王的的建树都是别的帝王无法超越和衡量的。

司马先生看到二皇子在认真听自己所说的，也很是欣慰便道：“你只秦始皇，可知“秦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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