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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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后几年内，埃文和查理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因为相隔遥远，所以寄信和收信之间常有几个月延迟，总共只有不多的几个来回。

查理斯原本已经决心回国后求职商务印书馆，他常向埃文说起上海东方图书馆之馆藏珍品，值得所有人的重视与钦佩。只是正在他回国前后，这些都毁于日军炮火。这对查理斯是巨大的打击，他开始怀疑自己书斋内工作的意义究竟何在，是不是应该走向社会中，做些更切实的事情。

而埃文也隐隐察觉时局的微妙变化，感到不安。

1934年深秋的周末，埃文下楼寄出给查理斯的回信时，看见信箱里有一封陌生的来信。

信封的款式陈旧，上面只写了一个“霍克”的姓氏。

他把信带回房间，用裁纸刀打开封口，发现这是祖父从法兰克福寄来的。祖父，也就是施耐德夫人的父亲，那就暂且称他为施耐德先生，又由于他长期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我们又可称他为施耐德教授。

这个埃文未曾谋面的亲人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目前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施耐德夫人病情不断恶化，丧失清楚神志，难以自理生活，而自己衰朽，没有精力照顾。字里行间没有流露任何乞求救援的意思，更多像一种公事公办的通知：如果还想见你的母亲一面，现在恐怕时机已经到了。

母亲，在埃文少年时离开，过了十余年，又再次以毫无防备的方式，重新进入他的生活。当时埃文关于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混杂，好像是那个谆谆教导的温和妇人，又或是歇斯底里的谵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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