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几次里里外外的改革和征伐，李倓更加知道了安静日子的可贵，他最终发现之前自己非得把倭国灭了，非常有可能是自己从前世带过来的情绪。

在前世，你要是问一个华夏儿女自己最痛恨的国家是哪一个，那肯定绝大部分人说出来的都会是倭国，所以李倓才要在这个时代给华夏找回一个公道的，而这个公道找回来了之后，李倓觉得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心思再去其他的地方征伐。

他觉得大唐的百姓们的确是应该过上一些个安稳的日子了，自己也应该过上一些个安稳的日子了。

在他完全拿下了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在百姓中还是时不常的就能听到一点刘晏的新政，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就是李倓之前稍微给刘晏透漏了一点的两税法。

其实这两税法本来就是大唐的一个政策，在李倓看来，这个政策那的确是个好政策，但是前世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大唐已经快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了，算是个生不逢时的政策，虽说也让大唐短暂的变好了那么几天，但是最终还是治标不治本。

其实之前李倓就已经提出来了一些个跟这个有关的政策，算是为这真正的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大唐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税收政策就一直存在这一些问题的。

一开始大唐是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五十岁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五十岁的话，该服徭役你还得去。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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