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山的贝尔小酒馆里，有人在喝酒时公然抱怨不满，一个水手似乎重复念叨着一个预言，即王子肯定会和他老爸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杀人犯，他还补充说：“这孩子当谋杀犯真是天生的，因为他一出生就弄死了自己老妈。”

这种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然而，这些酒后胡言不是让亨利八世担心的，相比较国内的事情，国外的事情更让他不知所措。

实际上，在整个16世纪30年代，英国的外交策略已经从沃尔西时代激进的冒险主义，转向了一种谨慎、保守，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寻求安全的状态。

毕竟，跟罗马教廷的决裂，让亨利成为欧洲仲裁者的希望也完全破灭。

现在的他反而与欧洲主要的天主教国家断绝了关系，此前他原本希望通过操纵这些国家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现在却在欧洲强权政治的变幻莫测下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现在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挽回，后者也成为他现在的主要威胁。

此时的他最担心的是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能会让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结成同盟，这足以给他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他唯一的希望是和德国路德宗那些鱼龙混杂的小邦国形成微不足道的联盟，后者和英国一样，也正在绝望地四处寻找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盟友。

而在亨利忧心忡忡地为自己的“上帝之纯正话语”向他的德国“盟友”申辩的同时，他还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向法兰西国王保证，自己从没有违背任何天主教的信仰和惯例，也从不曾否认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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